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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平叛和剿匪亲历

时间:2009-03-14 23:59来源:公安部 作者:戴宜生


  1950年初,我从重庆市军管会秘书处调到市公安局治安处外侨科工作,从而开始了公安工作生涯。1951年初,西南公安部调我随进藏部队赴拉萨开展西藏公安工作,迄后在西藏公安战线上持续服务了28年,直到1978年调到公安部一局工作为止。西藏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回想起来,虽说我们已无悔地将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边疆,但实际上,西藏赐予我的比我能做出的奉献要多得多。雪域高原,风雷激荡,西藏农奴自身解放的伟大斗争对铸造我的世界观、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西藏公安战线上众多的英烈模范事迹常回萦于我心中,激励着我努力工作。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写他们,但苦于资料不完整,只能将回忆起的片断综合整理。

(一)

  首先要叙述的是与我在一起战斗、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李凯同志。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发黄的《西藏日报》,这是1958年4月26日的报纸,大标题是《为人民利益勇敢牺牲虽死犹荣》,小标题是《拉萨各界,各机关代表集会追悼李凯同志》。报上说:李凯同志是安徽省毫县人,1930年生,家庭农民,本人学生出身;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加入共青团,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十八军军营学校,十八军保卫部和中共西藏工委社会部等单位工作,历任学员、干事、组长、股长、副科长等职······于(1958年)4月19日晚在拉萨市为缉捕持枪抢劫匪徒时英勇牺牲······

  这张报纸展开了我回忆的画面。1951年4月,我正在重庆市公安局外侨科工作,突然接到组织上的调令,调我和爱人去西藏公安部门工作。原来,西南公安部鉴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在即,应进藏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的要求,决定抽调一批公安干警支援西藏。最先组成的是由当时重庆市公安局治安处杨正凡处长率领的一队进藏干部,准备作为进藏后拉萨市公安局的底子。因为我在外侨科工作,而拉萨有不少外国机构和侨民,因此调我进藏从事外管、帝侦工作。我爱人则是由治安处秘书科调进西藏的,准备从事公安文秘工作。

  5月下旬,我们从重庆启程奔赴昌都。那时,从成都到甘孜有汽车,但路况很不好,还要翻越二郎山和折多山。从甘孜再走时,就需要徒步翻越5300公尺的雀儿山和5000公尺左右的矮拉、达马拉、甲皮拉等高山,还要渡过金沙江、澜沧江两条湍急的河流。紧急受命的我们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步行旅程。到了昌都后,进藏部队决定组成一支先遣支队,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一批工作人员尽快赶到拉萨,以防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上层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实施的阻挠与破坏。当时西藏政治风云变化难卜,达赖喇嘛已逃到亚东,那里距印度只有半天的路程,中央代表张经武已乘飞机赴印赶往亚东敦促达赖返回拉萨。因此,先遣支队进藏任务紧急。在先遣支队政治部下面有一个排的建制,对内称拉萨市公安局,我被编入这个队伍,也就在这里我认识了从十八军保卫部调来的李凯同志。李凯进藏的时间比我早,他的泼辣热情、吃苦耐劳、积极肯干的作风给我很深的印象。

  1951年7月25日,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赶赴拉萨,西藏地方政府派到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返程也与先遣支队同行,以便争取达赖上层集团。为了争取时间,我们选了一条最短也是最险的路:横切横断山脉,跨过6300米的单达雪山和其他五、六座雪山,跨越怒江大峡谷和贫瘠荒凉的穷八站。这条路历史上就被视为险途,古人称谓“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难万状,不可名态”,“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西藏始末纪》)。

  我和李凯置身于先遣支队中急行军,日行百里,已是疲惫不堪,而到宿营地后,还要自支帐篷,采集柴薪,埋锅造饭,喂放马匹,布出警戒后方得休息,而稍寐又要黎明即起,升炊备行。兼之当时又正值雨季,所谓“正、二、三(月)雪封山,四、五、六(月)淋得哭”的季节。高原上忽而晴空万里,忽而狂风冰雹,每天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反复四五次,有时夜间暴雨,山洪暴发,连帐篷带铺垫席卷而去。在这种艰苦的行军中,李凯以他乐观的精神感染着大家,他最喜欢开玩笑。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不知道背着背包行军是“一里轻,二里重,三里四里走不动。”经过他这样说,我真的感到背包愈背愈重。到了休息时间,打开背包一看,全是他塞的大石头,引得全排哈哈大笑。他又给我说:“你知道吗?先遣支队有三大不洗脸者:一个是炊事员,一个是饲养员,还有一个就是戴宜生。前两个是因工作忙顾不上洗脸,而你是懒”。他这样一说,逗得大家哈哈直乐,使得行军队伍忘记了疲倦。迎着一抹雪山残霞,疾风骡铃,大家打起精神,再去攀登今天行程中的最后一座高山。我们从嘉玉桥跨过怒江之后,经洛隆,硕督等宗(县),到了丹达山的东麓,至此已到达解放军在昌都战役后突进的最前线,再翻过高耸的丹达雪山,就没有解放军的补给运输线和兵站了,那些地区也正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原封未动和西藏地方政府完全实施统治权的地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还暗中下了命令,对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不得支应粮草,企图饿、困走解放军。此去拉萨千里之遥,就完全靠先遣支队自带的给养了。中央那时一方面下令加速康藏公路修建的进程,另一方面已与印度政府谈判由我国内地运大米,经印度过境,从亚东运入西藏,支援进藏部队(但远水难救近火,此事的实现已是52年以后的事了。在此以前,进藏的部队、机关,按中央指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已投入了大生产,1954年前后,社会部和其他单位一样已能就地生产全部副食和1/3的主食)。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考虑到今后很可能要遭受武装匪徒的袭扰,逐严令部队要节约粮食,尽量吃稀的,即使食用西南军区后勤部为进藏部队准备的罐装干粮(“代食粉”和“蛋黄腊”,实际上是由玉米加一些花生粉和少量蛋制品而成),也需严格控制。同时,遇有村落和商贩骡帮时,可由组织出面适当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为了不违反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支队严令禁止干部、战士私自向藏民购物。支队还规定:不准私自进入喇嘛寺;不准住民房、寺庙。因此我们一路行军都是住的自带帐篷,只有一次我在怒江大峡谷掉队,与同行的藏族干部同睡在一个民房外的马槽里,真可谓一路风餐露宿。行军途中凡是购物需由部队指定一人专门与藏民、藏商打交道。李凯同志就这样被挑选出来,选中他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来藏时间较长,比较熟悉情况又懂一些生活藏话,而且能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又是干公安、保卫工作的,正好借此了解政、社民情。所以,每到宿营地我们均已疲惫不堪,他却还要跑到远远的村落里去进行群众工作、采购工作。我记得那时他足登一双礼拜鞋(即球鞋,因西藏山路崎岖,兼之承包军供的资本家捣鬼,军供的球鞋穿一周就破,进藏部队戏称为“礼拜鞋”),走起来健步如飞,沿途他不但顺利地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能严格执行宗教、民族政策纪律,我们队伍有人私自托他到村里卖食品,均遭他严词拒绝。我也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记得到了工布江达县,我听说“宗、溪”(县区所在的村、镇)里有商人出售印度来的商品,我托他买一盒罐装的“八角盒糖”,遭到他的拒绝,我因此事后来还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他安慰我说:“我也有书面检讨装在档案里,过了许多年,人事干部看档案时都会不理解,为什么花钱买双筷子也要作检讨,这正是我们进军西藏的光荣历史”。

  1951年9月9日,先遣支队进入拉萨,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进入拉萨。拉萨僧俗市民正睁大眼睛看着,这汉人的共产党军队究竟和当年清朝川边总督赵尔丰派来的“汉人新军”有何不同。因此,上级要求我们进城时更需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才能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西藏各族人民,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

  初进拉萨,公安保卫人员的任务就是组织纠察队在城市巡逻,严格禁止干部、战士未经组织批准,擅自外出上街。我和李凯都参加了此项工作,那时我们分组在街上巡逻时,经常有流氓、喇嘛故意挑衅辱骂冲撞我们,我们均尽量避让,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同时,我们在巡逻中看到这美丽、古老的拉萨城,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但又处在一个极端黑暗、残酷、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中,我们看见被断手、断足的农奴伏在布达拉宫和大召寺前,还有携儿带女四处乞讨的农奴,白天到处流浪,夜间在八角街与野狗同偎取暖共眠。正如农奴的歌谣唱的那样:“天上飞的,最小的是麻雀;地上走的,最可怜的是我。”“我能留下的只有我的足迹,我能带走的只有我的影子。”面对这些,每天在兵营里总结时,李凯和我以及其他的公安人员,都抑制不住自己的阶级感情,立志要“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为藏族人民解放而奋斗”。

  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李凯被分配从事上层、宗教的调研侦察工作,我被分配从事外国代表机关和外国侨民的调查工作,我们的接触就比较少了。1954年在西藏第一次公安会议上,我从当时的侦察科长穆俊昌所作的汇报中,知道了李凯在侦察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1952年达赖的最高政治长官(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二人策划组织了反革命集团“人民会议”,妄图乘解放军立足未稳之际,将解放军赶出西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李凯他们的侦察工作成功地运用了内线,打进了反革命组织内部,取得了反革命组织的誓约文书,从而向工委和中央提供了重要的罪证。中央拒此责令达赖撤消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务,打击了西藏分裂主义的反动气焰。事隔不久,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又企图派人潜逃出境赴联合国活动,我侦察科的同志侦悉情况后千里乘骑跟踪,终于在边境将其捕获。这些侦察工作中的许多情节都极富戏剧性,例如外线跟踪人员为了要知情人暗中指认跟踪对象,就到对象大院门前广场上,打翻一袋碗豆,然后假借捡拾碗豆拖延时间,待侦察对象出门时,知情人即暗中予以指认。又如千里乘骑跟踪嫌疑对象,而且还是在汉藏民族隔阂极深的地区,由汉族跟踪藏族,经研究只有侦察员先行扎营待侦察对象来时,装作邂逅,虚与同行。这些情节令人感到犹如《神秘的旅伴》电影中描述的场景,但实际情况比电影中所述的要更艰苦,情况更复杂。李凯所在的侦察科工作很突出,李凯曾两次被评为工作和学习的一等模范。

  1957年,我被调到西藏工委社会部政保处任副处长,从北京中央公安学院侦察系学习一年后归来的李凯被任命为政保处上层侦察科科长,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他曾多次向我表示对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的义愤,他说:“种种材料都表明达赖身边的经师赤江活佛,内务总管帕拉·土登为登等人都是里通外国,内策叛乱的头子,我们为什么不能处理这几个人”。当时,中央对西藏有通盘考虑的全局战略,对达赖仍作仁至义尽的争取教育,我们只能服从全局,将满腔愤怒化为具体工作的力量。然而,我和李凯工作还不到一年,他却在1958年4月19日一起案件的侦破中光荣牺牲了。那本来是一起很成功的案子,但我们却遗憾地牺牲了一个多么好的同志!

  情况是这样的:1958年3、4月间,在西藏工委社会部清理汉人工作组工作的邱后平向我汇报,说发现了从东北流窜来西藏的几个土匪,准备持枪抢劫拉萨八角街(闹市)一家富商后越境逃往国外。经我们研究后决定抓捕这伙匪徒,这在当时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当时西藏的政治形势是:中央已经决定在西藏六年以内不进行改革,适当收缩,西藏的治安交由西藏地方政府全权管理,并责成达顿集团平息已出现的部分叛乱。这样,从195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公安处的工作已经紧缩,少数工作并入筹委民政处公安科,大量的公安情报、侦察保卫工作全部转入西藏工委社会部。但对于由内地流入西藏的汉族人,则仍由西藏工委社会部审查、清理、遣回内地,其中审查出的反革命、犯罪分子送交内地司法机关处理。因此,对于从东北潜来拉萨的土匪抢劫案,西藏工委社会部是责无旁贷地要惩处的。另一方面,当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正极力散布谣言,挑拨汉藏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坚决打击汉族匪徒抢劫藏族商人的犯罪行为,正表明我党、我军、我公安人员保护藏族人民的宗旨与决心。由于当时西藏复杂微妙的政治情况,此案必须在掌握充分罪证的情况下才能逮捕罪犯。因此我们决定采取派人预伏在现场,当场擒获作案匪徒的方式来破案。根据这一决定,邱后平同志设计了一套方案。首先制造社会部准备追缉该情报力量的假象,并让这消息传到匪首的耳中,然后让情报力量向匪帮靠拢,假意表明他本人外逃心愿。匪徒果然相信了情报力量并让他参加策划抢劫的全过程,准备共同作案后外逃,我们由此得以掌握了匪徒的全部计划:匪徒定于4月19日傍晚乘八角街商店关门后,从商店后院进入店主居住的二层楼,用枪逼店主交出珠宝、大洋、手表等财物,然后越境潜逃。根据此情况我们制定了对策:我与张学尧(拉萨市八角街派出所所长)、韩俊峰(西藏工委社会部政保处科长)潜伏在套间里层,李凯等人潜伏在二楼走廊,待匪徒进入主人卧室后即堵住前门,这样,就可以内外堵截擒获匪徒。但是当天傍晚,当我们进入店主卧房时,店主杨世昌(青海回族商人,在拉萨经商多年)已有些酒醉,对公安人员要求埋伏在他套间里屋颇有疑虑,虽经我们解释,他仍然半信半疑,害怕我们对他本人有侵害企图。最后,他勉强同意了。不久,我从窗口上看见对门的灯光信号,知道楼下的守望同志通知我们匪徒已进院上楼了。我们正屏息以待,但事先未料及的是,狡猾的三名匪徒进入主人卧室后,竟然向杨世昌说:“我们是从西藏工委社会部来的”,杨世昌也随口回答说“哦,社会部的,你们在里屋还有人”。见此情况,守在里屋的张学尧同志即大喊“不许动”!话音未落,匪徒一梭子子弹向里屋扫射进来,我们立即开枪还击,一时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硝烟迷漫,店主夫妇大叫救命,我们心中也很紧张,怕误伤了群众。乘此机会,匪徒们逃出店主房间。我们从里屋出来,看到现场倒着一名匪徒(事后检查他身中八弹,当场死亡),另两名匪徒(其中一名手臂受伤)已窜逃到走廊。这时,李凯从走廊那头冲出,拦住匪徒去路,他挥枪射击,不料驳壳枪突然卡壳,但他仍然勇敢地扑向匪徒,却被匪徒的子弹击中颈部。从走廊跌下二楼。两名匪徒不敢下楼,就推开走廊另一住户的门,从该户的窗户爬出跳到大街上仓惶逃遁。

  我们虽然击毙、击伤匪徒各一名,但却牺牲了优秀的侦察科长,对此,我非常痛苦。记得战斗前李凯曾对我说:“这次若有牺牲,应该死的是我,而不是你们,因为你们结了婚,有了子女,我还是一个单身汉,死了无牵挂”。谁料这句话竟成谶语,在部署这次行动之前,如果我多找一些有战斗经验的同志请教,并且仔细地检查枪支弹药,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不幸的。

   西藏工委社会部宋子元副部长听见枪声后,立即带人赶到现场,解放军驻拉萨部队也派人来帮助。天已黑了,部队对现场周围作了仔细的搜查,查明二名匪徒已逃出闹市区。宋子元副部长主持了追捕工作,根据情报,匪徒的潜藏点在郊区一个西藏贵族庄园里面,庄园主叫门堆巴,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位四品官,他在1956——1957年间作为达赖集团一方的官员曾任筹委会公安处治安科长,现在已离任,即将赴黑河地区任西藏地方政府的黑河总管。夜间当我们缉捕人员接近庄园时,庄园里面的武装立即以密集的火力向我们射击。我方当时由曾任西藏筹委公安处治安科秘书的社会部干部傅汉尧向他们喊话,要请门堆巴科长说话,后来门堆巴在庄园里面应话。傅汉尧告诉他:我们不是来进攻你们庄园的,是来抓隐藏在你们庄园中的汉族匪徒的。门堆巴过了一会喊话回答说:我已清查过了,庄园里面没有汉人。据此我们认为二名匪徒可能已逃亡他处,只有根据情报关系的其他线索去搜查。果然,后来在一居民院中捕获一名匪徒,但那名负伤持枪的、也是最危险的匪徒却遍寻无着。宋子元副部长认为他既然受伤,必然要找医生,而且不敢找人民医院,只能找私人医生,要求我们连夜赶到匪徒熟悉的私人医生处守候。经过谈话,争取了该医生的合作,我们的人员屏息等待在医疗室内间。到天亮,果然匪徒来敲门求医,要求紧急包扎,医生在治疗时假装不在意地将匪徒腰上的上膛手枪取下来,我们的人员乘势擒获了匪徒。

  经过审讯,两名匪徒被判死刑。审讯员王克浩审后告我,该犯还交待了一项未遂的罪行:即他们偷来枪支之后,曾准备暗害一名公安人员。他们事前了解到社会部的一名干部,每星期六要骑自行车到西藏干部学校的爱人处,匪徒们准备埋伏在路旁的树林中伏击。到了星期六下午,匪徒们已经埋伏好之后,不料来了一批西藏贵族的反动武装在树林中,双方有了误会,相互争吵、剑拔弩张之后,互相撤退,而此时西藏工委社会部的干部已骑车过去了。听了王克浩的话我惊出了一头汗,这个幸免于难的干部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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