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您刚才举例子说我们不能马上把藏民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要特殊情况特殊处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小平]:
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的八年中，中央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这段时间是双方都看了八年，思考了八年，也就是说将来西藏向何处去，老百姓也在想，西藏上层也在想，中央人民政府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对待西藏的前途和未来，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在50年代为了西藏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当时西藏大部分决策都是由毛主席深思熟虑以后才决定的。对于西藏上层，特别是以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为代表的西藏上层，中央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张小平]:
所以在整个50年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上层，特别是和达赖、班禅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好的。特别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以后，西藏的上层和老百姓亲眼看到这支部队和中央派出的干部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和国民党的时代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感到很新奇，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
在这个时候比较大的事情是在1954年，中央安排达赖和班禅到北京出席一届人大一次会议。这一次达赖和班禅都从西藏长途跋涉，在车站就受到了除了毛主席以外所有的领导同志的欢迎，可见中央对西藏上层和西藏工作非常重视。当时，朱德和周总理都到火车站迎接。毛主席亲自在怀仁堂接待达赖和班禅，而且多次和他们谈话，和他们交往。在外地参观结束以后，要离开北京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到达赖的驻地看望他，和他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达赖自己本身也很感动，他说：我像做梦一样，我没有想到毛主席能够来看我。同时，达赖也向中央、向毛主席送了很多礼品，这些礼品有很多都是歌颂当时的中央政府，歌颂毛主席的。
[中国网]:
我了解到，当时达赖还向刘格平副部长学习中共的党史，学习汉族的文化。
[张小平]:
是的。那个时候面对新中国，他觉得很新鲜，有很多东西他不了解。那时他才20来岁，有一种学习的愿望。而且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来歌颂毛主席，这首诗达赖到现在他也不否认，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除了这段时间，就是1954年之外，到1956年西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中央安排达赖喇嘛做筹委会的主任，让他领导筹备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工作，可以说中央对他非常信任。当时他在人大会上和筹备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他都说支持、拥护中央政策，愿意让西藏走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所以总体上，在这个时候和中央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
[张小平]:
但是事情确实有两个方面。西藏上层中间，噶厦政府里确实有一批分裂主义分子，他们从西藏和平解放一开始就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活动，而且是逐步升级，一直到1959年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比较典型的是1952年在拉萨出现了所谓“人民会议”事件，它是以老百姓的名义出现，来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要撤出西藏。当时，围攻中央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的住宅，破坏街道上的设施，当时一度很紧张。
1954年达赖到北京参加一届人代会议回来的路上，噶厦政府里的索康·汪清格勒和副经师赤江就借口要了解情况，到四川的一些藏区，包括甘孜、德格、理塘等地区，在这里他们煽动老百姓反对民主改革，而且主张他们拿出武器，把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赶走，所以就首先在四川的藏区开始策动。
[中国网]:
因为民主改革触动到了他们很大部分的利益是吗？
[张小平]:
是的。到了1956年，达赖、班禅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的纪念活动，达赖一到印度，就被分裂势力给包围了，所以他一度严重的产生思想动摇，不想回来。周总理三次到印度和他谈话，劝他要看清走的道路，要慎重。经过反复的做工作，达赖后来还是回来了。但是他回来以后，藏区的分裂势力和反对改革势力的活动却越来越加重。
所以到了1957年，他们搞了四水六岗，成立了反革命叛乱的武装，先在四川搞破坏活动，杀害干部、群众，然后逐渐西移，到了昌都、那曲、山南，逐渐把叛乱的活动延伸到西藏。在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是维持了八年，这八年中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反对和平解放的力量，反对民主改革的反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活动，这就促成了1959年3月的拉萨叛乱事件。
[中国网]:
在这个叛乱事件发生不久，达赖外逃。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达赖没有受到解放军的围追堵截。这是为什么？
[张小平]:
从整个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等第一代老一辈的革命家对达赖喇嘛采取了争取、教育、帮助的态度，因为他那个时候毕竟年纪轻，可塑性强一些，所以希望他能够不断的思想进步，认清社会发展的前途，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使西藏社会逐渐走向一个进步、发展的道路，所以才做了八年的工作。
但是这个工作我们不能够来决定达赖的政治态度和命运，这要由他个人来决定。在我们做工作争取他和海外的敌对势力、海外的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对他同样进行争夺的情况下，最终他选择了出逃的道路，这是由他自己来选择的。但是即使到了这一步，党中央、毛主席仍然没有放弃对达赖喇嘛的争取，我理解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也看到了达赖出逃，但是我们让他走了，这是我们还留给他的一个机会，我们没有就地解决，给他一个机会，我们希望他将来有朝一日思想反悔再回来。就像毛主席当时说的，我们说他是被挟持，希望他能够脱离叛军，能够早日回来。毛主席还说罗布林卡的位置和人大的位置仍然给他留着，实际上确实是这样的。从59年他出逃以后，人大副委员长的位置一直给他留着，一直留到1964年他的面目完全暴露之后才撤销的。
[中国网]:
您刚才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也说策划了这次动乱的贵族也是分了两部分，有一部分是赞同，有一部分是反动势力，反对西藏独立的。这些贵族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张小平]:
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话题，我还想补充一点。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中国受苦受难的百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搞革命是经过两个历史阶段：
一个历史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民主革命。我想和平解放西藏就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但是还有一部分任务没有实现，这就是要对这个社会制度进行初步的改革。为什么西藏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后来我们和西藏的反动上层一个分歧的主要点。西藏社会制度要不要改革？我们认为要改革，但是西藏的反动上层认为西藏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很美妙的社会制度，他们的意思是不能改革，永远不改革，永远保留现行的制度。但是当时西藏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想简单说一下。
[张小平]:
西藏当时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达赖既是宗教领袖，同样又是政权的领袖。而这些统治者本身，就是三大领主，他们只占整个西藏人口的 5%，但实际上他们拥有西藏95%的土地，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归他们占有，广大的群众，就是农奴和奴隶一无所有。那个时候达赖本身就是西藏最大的农奴主。
根据现在的统计，他当时有27个庄园，30个牧场，6000多个奴隶，他自己拥有大量的财富，黄金有16万两，白银有9500万两，高级的衣服能有上万件。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寺庙要念经、法事，要用人的血、人的头骨、人的皮，这种社会制度是欧洲中世纪的制度，也相当于毛主席所说的春秋战国时期。到了20世纪50年代还实行一千多年前的落后制度，这当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央在十七协议里确定要搞社会制度的改革。但是由于上层势力的阻挠，这种改革一直没有进行。
[张小平]:
中央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一再推迟，首先提出六年不改，后来提出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什么时候改革到时再说，中央也是一让再让。但是这些反动上层以为他们中央是软弱的，所以他们选择了时机，最终发动了这场叛乱。在这场叛乱中形成了两个阵营，有一小部分人发动了叛乱，但是更多的人是反对叛乱的，包括上层。
[中国网]:
这些上层的利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他们为什么能够反对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