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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堆和他的女儿们——电影《农奴》男主角的经历

时间:2009-03-20 13:11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孟苏、孟静、马戎戎

 电影《农奴》扮演者亲生经历还原翻身前后历史
电影《农奴》中的强巴造型


电影《农奴》扮演者亲生经历还原翻身前后历史
被电影《农奴》改变的人生

旺堆和他的女儿们

  (本文采访和写作得到舒秋玲女士的大力协助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快80岁的旺堆坐在铺着绣花卡垫(藏式手工织毯,可作坐垫也可作卧具)的藏式木质长椅上,腰板挺得笔直,这让他和拉萨大街上普通藏族老人有很大的区别。他的确不是普通的藏族老人,他是第一个具有全国知名度的藏族演员。作为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农奴》中主角强巴的扮演者,旺堆曾获得极高的荣誉。

  当年他被选中出演强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因为他出身农奴,除了没有装过哑巴,经历和强巴惊人地相似。他曾出家当过喇嘛,逃离寺庙后他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座寺院的大门,就连和朋友相约见面,碰头地点也不会选在最容易找的寺庙门口。

  他寡言,《农奴》一片他谈得不多。“这部电影,我只能说,艺术作品需要典型化,强巴作为西藏百万农奴的代表性典型人物,不可能面面俱到。影片中的很多细节经过艺术加工,是渲染过的。但农奴制度确实曾根深蒂固,民主改革当然好了,它给了农奴自由。”民主改革带给农奴的不仅是人身自由,还有宗教信仰自由。一方面,中央政府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另一方面因为农牧民经济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才有时间、有能力去寺庙朝奉。家里的农活怎么干自己说了算,不再有管家监督劳动,想去转经就去转经,想去任何一个著名寺庙都可以去。去的方式也完全自由,可以来回坐车;可以去的时候磕长头,回的时候搭车。这在1959年之前是无法想象的,那时拉萨之外的穷苦人想到大昭寺、哲蚌寺等著名寺庙进香,有的花费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一路乞讨。有人没有盘缠回家,穷病交加死在异乡。

  做了几十年话剧演员的旺堆声音洪亮,汉语已经说得很流利。“汉语自己学的,主要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也就是小学文化程度。汉字只会看,不会写。”他说话的时候,右手松松地握成拳头,左手把牛角鼻烟壶里的烟末倒在右手虎口上,再吸进鼻子。细细的黄色鼻烟粉刺激鼻腔,他抽抽鼻子,就发出类似抽泣的呜呜声。

  听旺堆的同事、朋友介绍,他性格内向,不喜欢和人过多交往,甚至不怎么和亲弟弟来往,旺堆说:“我们偶尔通个电话。”他小弟弟曾在老家贡嘎县做道班工人,今年的藏历大年初三晚上过世了。本刊记者采访旺堆时,他刚从老家给弟弟办完丧事回到拉萨。他的脾气确实执拗,他觉得与我谈得差不多了,就不客气地对我说:“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走吧。别来了。你的同事最好也不要再来。”

旺堆的逃跑史

  23岁前,旺堆叫扎西,藏语中“吉祥”的意思,是个很普通的藏族名字,不识字的母亲给他取的。

  扎西从十几岁就想跑,26岁前他共逃跑了4次。“逃跑,那不叫个性强,是被逼的。”他告诉我。庄园里的活多得似乎永远干不完,饭从来没吃饱过,挨打倒是家常便饭,生活太苦了,不逃跑简直要憋死了。

第一次逃跑

  童年时跟着母亲、继父连夜逃跑,给扎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年扎西几岁,他自己完全说不清楚。

  “我应该是1932年出生的。民主改革前,我没文化,西藏的农奴都没有文化,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连属相都不知道。我还记得自己属猴,参加革命后,汉族同志根据我的属相帮我推算出我是1932年出生的。”具体是几月几日,他就说不上了。“我的文化低,搞不明白日期什么的问题,连3个女儿哪年哪月生的也记不清。”他也不知道母亲和继父去世的准确时间,“1962年我回到拉萨,继父已经去世了,大概在民主改革前去世的”。

  扎西出生在山南的贡嘎县昌果乡,生下来就是农奴。“我是领主家的财产,每个农奴都有自己的主人,我的主人是寺庙的喇嘛。”扎西是遗腹子,母亲后来再婚,和继父给他生了个弟弟。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贵族子女的婚姻很严格的,农奴的婚姻反倒相对自由。一座山里挨着很多庄园,分属不同主人,劳动的时候农奴们来来去去认识了,相好了,就结婚。“主人不管你跟谁结婚,反正你生的孩子是我的私有财产,长大后是我的劳动力。”农奴生下男孩归男主人,生了女孩归女主人。

  扎西家世代是给次角林寺服劳役的差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郑堆出生于西藏江孜,长期研究西藏农民生活,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分为三类:差巴、堆穷、朗生。”朗生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家里养的”,即家奴。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受领主绝对支配,毫无人身自由和权利,是农奴中最悲惨的阶层。堆穷指“小户人家”,靠租种领主、大差巴户的小块土地为生,或者有一技之长,靠专门技术,他们要向原来的领主交纳人头税。堆穷绝大多数没有牲畜和农具,份地也少,可以说基本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差巴的地位在农奴中最高,一般要列在庄园名册中,有资格参加庄园会议。差巴人口总数最多,占旧西藏人口的50%以上,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但是差乌拉和高利贷的主要负担者。

  同是差巴,境况也大不相同。郑堆介绍说,西藏有三大领主,分为地方当局、寺庙、贵族。农区的领主们把耕地划分为自营地和份地,自营地由领主经营,份地交给农奴(主要是差巴)经营。有的大差巴好比《红楼梦》中贾府的奴才赖尚荣,深得主人宠幸,地分得多,地好,牲口多,个人经营有方,经济状况很富裕,生产规模比较大。有的差巴户甚至经营几个庄园,家里养着朗生,雇有长工。但这种差巴大约只占10%,70%则属于下等差巴,勉强度日,一旦破产就沦为堆穷或朗生。

  差巴从领主那里领取份地,除了交纳实物和货币,还要向领主提供乌拉(无偿劳役),为领主一年四季耕种自营地。旺堆对我回忆:“次角林寺是很小的寺庙,我们所属的庄园也不大,只有一个领主和一个秘书。民主改革后,寺庙里的喇嘛还俗的、逃跑的、参办的,早空了。”庄园只有8户差巴,每户根据份地大小,派数量不等的人去庄园里种地、牧马、放牛、打柴。“共有16个劳役,他们的吃食穿衣,领主是不管的;谁家派出干活的人,谁家就负责他的吃穿。”

  扎西的父母属于次角林寺庄园的下等差巴,按照民主改革时的阶级成分标准来划分,“他们应该属于贫苦农奴”。他们得到的份地很少,只派一个劳役出乌拉。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种地,他母亲一年忙到头,织布、纺羊毛、纳鞋,继父是种地的好把式,什么都会,很能干,家境还是一年不如一年,渐渐陷入困顿。每年家里都要借高利贷,借5斗青稞,秋收后就要还6斗,“很厉害”,欠的债越来越多。

  如此艰辛地生存,宗教信仰是无暇顾及的。旺堆告诉我:“我不记得父母信佛教,没见过他们拜佛。他们没有自由,不可能离开庄园去寺庙烧香、转经,也没有经济能力去朝拜菩萨。他们没文化,自己看不了经书。我们住的山区里也没有喇嘛和寺庙,偶尔有游僧喇嘛来一下,有时是要饭的,有的是别人请来祛鬼的,没人给他们传授佛法,怎么可能信教?”

旺堆的逃跑史
电影《农奴》上映后,旺堆成为家喻户晓的藏族明星,但他认为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化

  终于,遇上灾年,借的高利贷再也还不清,“没办法,只好逃跑,家就散了”。那年扎西多大,记不清了,估计四五岁。他只记得继父背着弟弟,母亲牵着他,趁着黑夜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来。也不能老躲着,没吃的,夜里又从贡嘎县跑到了泽当。在泽当他们向别人借了一间炒青稞的房子,只半边有房梁、墙壁,安顿在里面。母亲会织氆氇,继父会揉皮子,白天他们出去打零工,工钱是糌粑,晚上带回来给扎西和弟弟吃。快过年了,家里没吃的,继父想到了去捡吃的。按藏族人的传统,藏历12月29日那天要把吃不完的食物放到十字路口,这样就把一年的灾难都扔了出去,相当于祛鬼。这一天十字路口会放着油炸品、煮豌豆等食物。靠着这些食品,一家人打发了一个新年。

  两年后,贡嘎县老家母亲的一房亲戚给扎西母亲的领主交清了税,让他们回到家乡。这户亲戚在民主改革的时候划为农奴主代理人,“其实他就是富裕农奴”,生活比较好,母亲带着扎西就依附于他家。亲戚替母亲交了人头税,她不用去庄园里干活,留在亲戚家烧火、打水、挤奶,扎西伺候他家的小孩,继父则带着弟弟住在别处,他们沦为堆穷。郑堆告诉我:“差巴的破产逃亡,成为堆穷的主要来源,因而堆穷大多是外来户。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差巴们不堪忍受经济和人生的双重剥削,而采取逃亡他乡以获得人生相对自由的一种斗争方式。”

第二次逃跑

  记不清具体是多少岁,应该满过10岁,庄园里传出话来,扎西该去当差了。他被分到一个很穷的差巴家里干活,食品常常送不上来,得到的供给只有糌粑、茶,根本填不饱肚子,一年四季吃的蔬菜就两种,萝卜、白菜。在庄园里干活,必须住在庄园里,不能回家。晚上睡觉的地方由主人分配,看粮仓的、喂马的可以睡在仓库、牲口棚里,别的农奴随便找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地方睡。

  活,从年初干到年底不得闲。先是积肥,送肥要背。“地很大,要背的肥很多;背完了肥,开始翻地,种地;后面的种完,前面的苗长起来了,又开始除草。一个夏天要锄三遍草,天天待在地里。秋天,天不亮就去割麦子,不然割不完。割下来背到打麦场,一直到最冷的10月份才能打完麦子。冬天上山砍柴,准备好夏天要烧的柴火――夏天地里有好多活,没时间砍柴。剩下的时间还要积肥。”旺堆用手帕擤擤鼻子说。

  在庄园里当差大约三四年,估摸是扎西十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当时我在山上沟里干活,母亲住在山下,接到消息,走了半天时间才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就那么远。”母亲去世了,没依没靠了,吃不饱,身体累到极限,扎西有了别的想法:另找个干活的地方吧。累点不要紧,只要能敞开肚子吃饭;如果吃不饱,活路轻一点也行。逃跑的念头于是在他心里存下了。不久,庄园里两个比他大的农奴,“20多岁的男孩”,跑了。庄园派人去抓他们,没能抓回来。半年后,有人在拉萨见到了他们。扎西偷偷问,主人为什么没能把他们抓回来呢?年纪大的农奴告诉他,他们去甘丹寺当了喇嘛。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被誉为拉萨三大寺,极有权势,大领主不敢和他们作对,小寺庙次角林寺根本斗不过他们,自然不敢去抓。“我听了就想,当喇嘛也是个出路。”

  机会很快来了。某年初,“庄园里的老领主对农奴们说,你们干活干得好一些,锄草锄得干净一些,藏历四月十五前干完活,就给你们放3天假,拉萨东郊蔡公堂乡的寺庙要表演‘羌姆’(藏族宗教舞蹈中最为重要的寺院祭祀性舞蹈,俗称跳神),你们可以去看。大家都高兴了。”藏历四月十五是拉萨春天最有特色的节日――萨嘎达瓦节,拉萨居民阖家而出,围绕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外墙转经。寺庙也组织隆重的祭奠活动。

  到藏历四月十四,领主果真给农奴们放了3天假。这3天,从庄园到拉萨要翻过一座大山,来回路上各走一天,中间那一天看羌姆表演。服劳役的农奴们一起去了拉萨,到的当天住在拉萨郊外的山下,第二天去看跳神。扎西没去,他坐羊皮筏子渡过了拉萨河。“我不用给船夫钱,划羊皮船的人和我是一个领主的农奴。”他瞒过船工,含糊地说去拉萨逛,上岸后直接奔色拉寺去。

  为什么去色拉寺呢?扎西第一次到拉萨,他只是知道有个远亲在那儿当喇嘛,就想去投奔他。“我们借宿的地方到色拉寺很远,我一直跑一直跑,怕别人发现把我半道抓回去。”快跑到寺门口,他碰见一个老喇嘛,“我求他,把我领进寺里当喇嘛吧。他说,不行,他没有这个权力。他把我领进寺里,让我喝茶,这时我看见了一个熟人。这人是我母亲待的那地方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过,他是父母送来当喇嘛的。他把我领到僧舍,我对他坦白了逃跑,求他给我找个师父,让我当喇嘛。他也没权力让我当喇嘛,但他告诉我,我那个远亲的徒弟一会儿要来这儿办事,可以去找他,求他带我找远亲。糌粑吃饱了,茶喝足了,远亲的徒弟来了,把我带到了亲戚那儿。就这样,我当上了喇嘛”。

第三、第四次逃跑

  扎西的远亲不住在色拉寺,住在山沟里的一个小庄园,负责管理色拉寺下面的这个庄园。“他有什么本事?没有的。”远亲是遇上了好师父。

  郑堆对我介绍:藏传佛教各派主寺建立于11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寺院的施主为世俗割据势力,寺院发展期间一些僧人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成为封建农奴主。寺院有了自己的田地、牧场和收入等财产,院内机构也就分为三部分:学经组织、寺产管理组织、僧人(主要是寺主)私产管理组织。如此,早期由师徒组成的学经组织,师父就演变为掌管寺院学经、行政、财务权力的寺主,相应演化出寺产管理组织,由寺主手下协助管理寺务的几位僧职人员构成。他们被派驻到寺属的庄园内,形成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的经济组织。1959年之前,寺院和上层僧侣所有的耕地就占西藏全部耕地的36.8%。

  喇嘛没有子嗣,徒弟成为其衣钵传人和财产继承人,师徒关系不可小视,是维护寺院领袖集团稳定的重要环节。扎西远亲的师傅是色拉寺的一个大管家,死了后权力就传给了他。

  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大寺院的机构从上至下分为拉吉、札仓、康参三级。拉吉掌管寺院的政教大权;札仓是寺院内部的佛教学院,大寺院里往往有数个札仓,管理庄园和牧场的管家是从札仓直接派下去的;康参设在各个扎仓之中,是扎仓的下属单位,新来的僧人入寺后,根据原籍所在地分到按地域划分的康参。一个康参的喇嘛基本为同乡,生活习俗、语言相同,便于寺庙管理。

  扎西的远亲收留了他,但必须先到主管札仓的“堪布”(相当于汉传佛教的方丈)那里去献哈达、银币,敬酥油茶,经许可才能剃度出家。正式剃度由堪布执行,但要在脑袋中央留一撮头发,由扎西的师父亲手剪掉,这样才算师父收他为徒。

  按寺院的规定,一名师父收几位徒弟组成家庭式的生活集体,住在一间房内,长期生活在一起。扎西的远亲做了他的师父,除了对他进行道德修养、寺内戒律、宗教活动的基本常识教育,还管他吃喝。学经有专门的经师,但新喇嘛是没有资格学经的,“我们主要是干活,很苦”。所以扎西在寺院做了六七年喇嘛,还是没能学到文化。

  扎西的师父只有两个徒弟,他要干的活比当农奴时还重。“庙里没有交通工具,在拉萨买了东西,我们小喇嘛就去背回来。大喇嘛念经时给他们倒茶,还要背水,干杂活。”天天不得闲,师父爱干净,一点儿灰尘都不能有,徒弟只好拿块抹布不停地揩灰。他个子小,够不到房梁,踩着板凳爬上去擦灰,“擦梁上的灰累得很”。吃倒是能吃饱了,“敞开肚子什么都能吃了”,可是老挨揍,什么地方做得不合适,师父“啪”一巴掌扇到脸上。“累都不怕,挨打不好受。我看到一些穷喇嘛带着徒弟,冬天时候一起晒太阳、聊天,关系很融洽,特别羡慕。”

  在色拉寺待了两年,实在待不下了,扎西心想,干脆找个贫苦喇嘛当他的徒弟算了,心里没那么苦。“师徒俩一起晒太阳、聊天,那多好啊。”他便跑到哲蚌寺去了,还真是找了个穷喇嘛做师父。

  扎西在哲蚌寺的师父很穷,不仅没有财产,住的屋子也只有半间。师父对扎西很好,“有什么吃的,我们一起吃;有什么喝的,我们一起喝”。

  穷师父给了扎西尊严,却未能解决他的生计。一晃四五年过去,解放军来了。

  哲蚌寺下面有个村庄,村里的老百姓都是哲蚌寺的农奴。扎西听几个农奴说,解放军在拉萨西郊的荒滩上开荒种地,他们去解放军那里当小工,工钱一天一块半大洋。在当时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一个农奴告诉我,你穿喇嘛的袈裟是不能去干活的,得穿老百姓的服装,我可以介绍你去。”1952年,扎西就又跑了。他从哲蚌寺跑出来,脱了袈裟,换上便衣,跑到了解放军的开荒工地――七一农场。

  这次,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旺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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