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叛时缴获六大包毒品
跟农奴的接触，有是有，但都不深。原因是我们领导都说，不要去惹领主，你要是跟农奴打交道，他们就以为你在做农奴的工作，会很反感。你可以拍照，但是不要深交，不要问这问那，一问就破坏了统战工作。
不能报道，我就拍照。1959年叛乱之前，我就不断地下乡，拍摄农奴的生活，尽管有很多的风险。那个时候社会很紧张，我经常从一些汉族干部那边听到消息，说在拉萨周围有些地方经常发生叛乱，枪杀我们部队的人。
我大部分都是跟工作队一起走，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比如医疗队、放粮队、兽医防疫队、宣传队，还有很多的工作组，只要他们愿意带着我，我就跟着去。有一次骑马骑得最长时间是在后藏，就是在日喀则地区，骑马骑了三个月，最后在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地区，坐着牛皮船，漂流而下，漂了四天。
工作队下乡，首先得去地方政府开路条，开介绍信，这样下乡后才能有人接待，住宿、换马什么的。下乡后，还必须跟那个地方的领主交涉，给领主送礼，送哈达，送绸缎，有时还送银元。所以我们下去往往是浩浩荡荡的，五六个人也好，十几个人也好，都跟着一大群毛驴、骡子驮东西。别的不说，光是大洋，就好几箱，一箱就是一千块。
通常是要送两三百块大洋，有时遇到大领主，就是一箱大洋都送过去了。领主收到这些礼物，很高兴，就会让管家帮助我们开展工作，跟农奴说上面来人了，内地来的官员都非常好，可以找我们帮忙，有病来看病，有其他要求也可以提。
像现在公开报道的那些刑罚，我大部分都见到过。几乎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监狱，都有自己的法庭，领主认为哪个农奴做了坏事，就抓起来，用皮鞭打还算轻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刑罚，挖眼睛，割鼻子，割耳朵，剁脚剁手都有。但刑罚的现场不让拍，只能事后拍摄农奴的样子，比如断手断脚的残疾人。
拉萨街上还有戴着镣铐在街上讨饭的乞丐，这些乞丐就是监狱的犯人。监狱不给他们伙食，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上午或者下午，两三个小时之间上街讨饭，讨到多少算多少，讨不到就饿肚子，然后回到监狱。边上会有西藏的警察在旁边盯着。能讨饭还算是好的。有些领主庄园监狱里关着的犯人，根本不能出来。
1959年3月20日，拉萨发生叛乱。我不光是拍摄到战斗的场面，在此之前，我也拍到过叛军的活动，像他们怎么去罗布林卡集结、街上的示威游行、一些作战的工事，当时都有纪录。
拍到集结是事先听到消息，知道他们会从哪儿走，我就从小路插上去，拍完了就跑。可能他们没发现我，或者发现了也没有对我开枪。
拉萨的巷战是3月20日到22日，就这几天的时间。跟叛匪交战的时候，大部分藏族老百姓不明真相。当时越打越乱，用高音喇叭广播，是用藏语，用汉语他们听不懂。就是叫他们不要出来。
叛乱开始后，在机关工作的藏族人就受到威胁。叛军放出话，限定他们在某月某日前必须要终止与所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来往，不准上班，要是上班的话，就是藏奸，要杀掉他们。
我那时负责给报社的上层藏族人士做工作，劝他们搬到报社来住，不要再住在以前的官邸里，以免被叛军杀掉。
领导还安排我为这些藏族人士组织俱乐部活动，要让他们感觉到组织的温暖，免得不习惯新环境，又要动摇。我会拉手风琴，就每天晚上都组织舞会，还教他们唱一些革命歌曲，像苏联爱情歌曲《红莓花儿开》等。
平叛战斗中我立了功。我带领的战斗小组缴获了一百多支长短武器，手枪、长枪，子弹是整麻袋装的。我们还额外缴获到毒品，像巧克力一样的，一大包就是一公斤，缴了六大包。
到1960年，因为在新闻战线表现积极，我被评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等于全国劳动模范。得到消息是1960年5月，我在珠穆朗玛峰上，正准备跟着中国登山探险队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电报就催着我下山，回拉萨，原因就是说我被评上这个称号了，要到北京开会，不能耽误这个重要的活动。所以我就很不情愿地从山上撤下来了。
回到拉萨以后，我们的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他是一个老干部。他跟我说，小陈我跟你讲，你不能像过去那样填履历表，家庭成份不能乱写什么“官僚地主”或者“官僚资本家”。我仔细看了你的档案，现在给你做一个明确的规定，你以后就填写一个词：旧军官。这时我心里一块石头才完全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