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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超明谈疫情下全球化演进路径: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新旧体系转换期
发布时间:2020-08-24 16:46:50  
8月初,韩国三星电子宣布,将关闭位于苏州 的电脑工厂。据了解,苏州电脑工厂是 三星在华 的最后一个电脑“据点”。虽然三星中国强调,这一动作并非撤出中国,而是 进行相应 的转型升级。但事实上,三星已经陆续关停位于天津、惠州、深圳等地 的智能手机工厂。有观点认为,以三星为代表 的外资企业正在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当然,短期内转移供应链并不现实,也并不经济,但“逆全球化”这一趋势值得引起关注。为此,本期邀请了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谈谈当全球化进程按下“暂停键”时中国 的应对之策。  记者:事实上,在全球化 的进程中,美国一直是 全球经济贸易规则 的制定者,而中国则在相对被动地接受已定 的国际经济规则。为何美国要按下全球化 的“暂停键”?伍超明:美国按下全球化“暂停键”,这是 表象,美国并不反对全球化本身,仅仅反对当前 的经济全球化秩序。美国真正 的意图在于打破现有经济全球化 的利益格局,分裂美国政府眼中既得利益国家,进而重建有利于美国自身利益 的全球化,重塑全球经济新秩序。因此,美国想建立符合自身利益和标准、“量身定制” 的“全球化2.0”版本。但是 ,美国很难复制二战后“全球化1.0” 的建立过程,需要适应全球经济格局 的新变化,考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诉求。因为此时 的美国,再也不是 二战后和冷战结束初期在全球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等多领域拥有绝对优势 的国家,如二战后初期美国黄金储备占全球 的70%以上;此时 的全球经济格局,也不是 二战后和冷战期间 的样子,更趋于均衡化,“东升西降”趋势日渐明显,如冷战结束后新兴市场国家GDP规模在全球 的比重,由10%左右抬升至30%左右,而西方发达经济体 的比重则由60%左右降至40%附近。在现有多边体系内加快推进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改革,是 解决现有贸易和全球治理问题 的良策。但这个改革进程难以一蹴而就,加上美国政府认为参与这些多边框架或组织 的收益与付出不对等,奉行“美国优先”战略下,美国不断退出自己一手参与和推动建立 的各种协定和组织。如自2017年至今,美国退出了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世卫组织等10个“群”。美国 的“退群”和逆全球化措施,不是 要放弃多边“阵地”,断绝与全球其他国家 的贸易往来,搞闭关锁国,而是 以退为进,建立以美国利益为中心、排除美国眼中既得利益国家 的多边“阵地”。如美国一方面在全球制造贸易摩擦,另一方面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如美墨加协定等,以双边或区域化协议替代多边贸易体系,并加入排他性条款脱钩中国;除了在经济贸易领域,美国还想将G7会议扩围成G11会议,向俄罗斯、印度伸出橄榄枝,试图破坏金砖国家体系,将印太4国对话机制变成7国对话机制等,联合他国组建遏制中国“统一战线” 的意图明显。因此,美国并不是 真 的反全球化,而是 “修斯底德”思维下 的大国竞争策略,也反映当前全球战略格局正在失去原有 的动态平衡点,处于寻找新平衡点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进入山区颠簸“路段”。此外,美国“退群”、实行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措施,导致国际秩序 的失序,使全球面临治理赤字问题,即原有大国已经无力领导世界,而新兴大国又不愿或者无力领导世界,世界陷入无序状态,称之为“金德尔伯格陷阱”,是 美国综合国力下降 的表现。尽管当前美国综合实力仍是 世界第一,但与过去比较,出现相对下降也是 不争 的事实,其世界领导力下降,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力不从心,认为参与现有多边机制“不划算”,所以选择“退群”,但是 全球领导力又没有继任者,以填补美国“退群”后留下 的缺口,况且美国也不愿意将世界领导力拱手相让给继任者,这样必然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缺口扩大,出现治理赤字。所以,从这一角度看,美国按下全球化 的“暂停键”,也是 美国综合国力弱化 的外在表现。  记者:从历史上来看,反全球化 的声音从一开始就存在,但从来没有成功过。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的蔓延暴露出全球化 的脆弱性。一方面,经济关系相互依赖将促进人员流动,导致传染病扩散;另一方面,企业跨越国界相互依存,使它们更容易受到意外事件 的冲击。从目前 的状态来看,全球化似乎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前行了。您是 不是 这样认为 的?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多长时间?伍超明:对于全球化 的理解,建议从历史 的视角、采用辩证 的观点来看待,更能看清事物或现象发展 的趋势脉络。其实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在人类发展 的历史上都不是 新生事物,两者相伴相随,在交替中转变,在螺旋中上升,在波浪中前进,符合否定之否定 的辩证关系,全球化是 前进性和曲折性 的统一。在远古时代,原始部落之间互通有无,但也有战争和冲突,甚至部落 的灭亡。随着人类技术 的进步,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几次大 的全球化高潮,一是 中国主导下 的全球化,如“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二是 欧洲主导下 的全球化,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英国殖民扩张等;三是 二战后美国推动主导下 的全球化。几次全球化高潮 的出现,并不是 一帆风顺 的,期间出现过全球化 的大倒退,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 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全球化 的冲击。但数千年来 的历史表明,全球化大趋势并没有因战争和其他冲击而停下,螺旋式上升趋势特征明显。正如习主席总书记在7月21企业家座谈会讲话中阐述 的那样,“近几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经贸摩擦加剧”,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 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 长期趋势”。因此,疫情冲击下 的逆全球化,是 全球化历史潮流中 的暂时性“否定”,之后将迎来全球化 的更高发展阶段,人类相互之间扩大交往与合作 的趋势不会改变。尽管全球化 的趋势不会改变,但逆全球化 的存在也是 客观事实,且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力量增强,对其冲击应该有心理准备和底线思维。当前逆全球化力量正处于两股力量 的叠加期,即面临疫情前逆全球化“存量”和疫情后逆全球化“增量” 的共振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 的根源,即工作机会减少、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和贫富差距拉大,导致逆全球化民意基础扩大,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 的兴起。一是 由于不同国家防疫措施采取不一,疫情影响差异明显,发达国家财政实力好于发展中国家,前者经济复苏相对较快,后者面临陷入债务危机风险,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可能加剧;二是 疫情对一国或地区内部不同行业 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对人员密集型行业如住宿、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 的影响,远大于非聚集型行业如高科技行业 的影响,因此低收入群体受到 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不是 缩小而是 扩大了;三是 此次全球抗疫过程中美国等国 的非合作行为,以及至少54个国家对医疗用品实施出口限制 的行为,也为全球化蒙上了阴影,可能使更多 的人认为全球化只会带来公共卫生灾难,不能为意外冲击提供缓冲,导致越来越多 的国家退出全球化。因此,后疫情时代将面临逆全球化力量 的强化,可能使全球化进入较长 的停滞徘徊期,不利于商品、服务、技术、人员、信息等产品和要素 的跨境流动。至于逆全球化力量 的削减以及过程 的结束,取决于其产生根源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使全球化再次成为社会主流共识,从而主导全球发展变化。在时间节点上,根据历史经验,新一轮全球化 的启动,一般要等到新兴大国国家实力提升至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能力相匹配 的阶段,正如二战后 的美国既有实力又有意愿引领全球化进程一样。  记者:如何认识全球治理体系变迁和重构,对全球化发展和中国将产生怎样 的影响?伍超明:历史经验表明,全球经济格局尤其是 大国经济地位 的相对变化,将对全球治理体系 的推进和演变施加重要甚至是 决定性影响,在新旧治理体系转换和重构期,原有 的全球化进程将受到阻滞,进入颠簸期甚至出现倒退。19世纪以来,全球治理体系经历了几个大 的阶段。第一阶段是 19世纪 的帝国秩序。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英国和法国五大国组成联盟,主导成立贯穿19世纪 的欧洲协调机制,共同管理欧洲冲突与危机,防止欧洲霸权国家 的出现和法国 的东山再起。进入20世纪后,全球大国经济地位发生变化,1900年美国经济规模跃升全球首位,在欧洲德国经济规模于1909年第一次超过英国。对于全球事务 的主张,美国奉行门罗主义,将拉丁美洲视为势力范围,防止欧洲对拉美 的控制,对于欧洲各国之间 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 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与美国不同 的是 ,德国采取“竞争和对抗”方式挑战当时 的世界霸主英国,希望重新瓜分世界,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化进程暂停。第二阶段是 1920-1945年 的国际联盟体系。该体系于一战后由英法主导成立,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在该体系下,美国仍然是 世界经济第一强国,但依旧奉行门罗主义;德国经济在1933年再次超过英国,再次采取“竞争和对抗”方式挑战当时 的世界霸主英国,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该阶段,同时发生1929-1933年 的大萧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出现倒退。第三阶段是 联合国和后冷战秩序。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综合国力最强国家,放弃单边孤立主义,开始奉行多边主义,与苏联、英国主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建立。冷战期间,美苏争霸,导致全球化呈现两个没有交叉 的平行体系。1992年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取得大力发展,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欧元成为合法货币等。在上述三次全球治理体系变迁 的过程中,伴随着全球经济中心 的三次转移,即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形成以英国为核心 的大西洋时代;随后发生在美国1870年代 的电气革命和1940年代 的信息革命,使全球经济中心进入以美国为核心 的大西洋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中心向太平洋转移趋势渐显,“东升西降”即新兴大国新起、西方大国衰降格局日渐明显。因此,当前全球经济格局 的大变化,预示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新旧体系转换期,全球化进程将进入波折阶段。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历史将我国置于新体系重构阶段 的核心位置,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近几年来美国先后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各种脱钩、关闭中国驻美领事馆等,导致中美关系急剧下降,都离不开全球治理体系重构 的大背景。  记者:面对上述挑战,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应对之策?伍超明:首先,做好自己 的事情,以不变应万变。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我国面临国内新旧动能转换期和全球治理新旧体系转换期,为有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做好自己 的事情是 关键。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 的发展是 内外因共同起作用 的结果,内因是 事物发展 的根据,它是 第一位 的,它决定着事物发展 的基本趋向,外因是 事物发展 的外部条件,它是 第二位 的,它对事物 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 的作用,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逆全球化中 的波动要有充分 的认识和心理准备,不抱有侥幸心理,坚持底线思维,另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 要加快国内新动能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制高点,用硬实力说话,进攻是 最好 的防守。其次,继续加大改革开放,避免“旗帜”和意识形态竞争。二战后美苏争霸是 意识形态之争,是 社会制度优越之争,形成两个没有交叉 的平行体系。意识形态之争不同于经济或科技领域 的竞争,前者容易形成你死我活 的敌我关系,而不仅仅是 竞争关系。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我国早已深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合作共赢也早已为世人接受,我国应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一方面让更多 的国家和地区分享中国经济发展 的成果,为缓解全球收入不平等 的逆全球化根源作出更大贡献,增强全球化内生力量;另一方面加强现有经贸等领域互动 的基石作用,赢取更多国家对中国政策 的理解与支持,巩固和扩大朋友圈,避免陷入和破解美国制造 的意识形态甚至冷战“围墙”,与各国一道形成“更加包容 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 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 的区域合作”。最后,利用好现有多边“舞台”,积极参与国际规则 的制定,坚持多边主义,重建国际秩序,承担合作型大国责任。全球治理赤字 的存在,导致国际乱象层出不穷,全球深受其害。我国应坚持多边主义旗帜,积极参与和推动多边体系建设,如提升联合国作用,加快联合国改革,用中国 的“进”应对美国 的“退”,维系全球化势头和国际秩序稳定。在能力承受范围之内向全球“赋能”,提供更多 的国际公共产品,承担更多合作型大国责任。yabo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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